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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保险是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城镇

时间:2013-12-17 20:34:08

商业保险是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城镇化是一个城市经济演变的社会过程,不仅是变农村为城市,也不仅是城市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城镇化具有三重特征:其一是经济特征,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业的比重逐渐下降,非农业比重逐渐上升。其二是社会特征,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加。其三是行为特征,生活方式发生变化,逐渐向城市方式转换。这是城市生活的社会行为特征在本质上的发展。

第一,国际经验:越城市、越保险

首先,一国的保险发育程度与其城镇化水平正相关。通过对88个国家2010年数据的研究发现,保险密度或深度与各个国家城镇化率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但从时间序列关系考察,保险密度和深度基本上与城镇化率呈现同向变动,即城镇化率越高,保险密度和深度越高,反之亦然。

其次,城镇化带来人均GDP的增加,从而带动保险行业的发展。从207个国家及地区的经验来看,城镇化率的上升将带来人均 GDP的增加。而根据Sigma的研究,各国人均GDP上升将带动保险深度的同向增加,但增幅会经历一个先增后降的过程。根据上面的分析就能得到城镇化率的上升将带来保险深度的增加这一结论。

再次,保险是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城镇化之所以能够提升保险发展空间,内在逻辑在于:(1)城镇化打破了传统社会通过血缘、土地形成的互助共保体,商业保险成为满足居民保障需求的新选择。(2)与城镇化率提升相伴随的居民财富的增长,会提高对商业保险和理财的需求。

第二,中国经验:城镇化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保险密度将增加4.4%

数据显示了2006—2009年中国31个省及直辖市城镇化率与保险密度及深度之间的关系。虽然城镇化率的上升将带动保险深度的增加,但是这种同向关系并不明显;而保险密度与城镇化率之间则存在较强的指数关系,利用线性回归可以得到,城镇化率与保险密度之间的弹性为4.4。城镇化下半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核心要素过去30多年,中国城镇化进程以世所罕见的速度推进,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1年的51.27%,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然而,城市人口占比大幅提高的背后是户籍制度的分割;是9.35亿的农业户籍人口和2.5亿的流动务工人员;是城市新二元结构的出现,以及大量进城农村人口不能等同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和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许多农民虽然实现了职业的转变和地域的转移,但缺乏身份的转变、生活方式的转变,更多的是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候鸟式”群体。准确地说,中国仍处在半城镇化进程中。如果说过去3 0多年的城镇化是围绕土地的量的扩张阶段,是城镇化的上半程,则未来几十年的城镇化是围绕人的质的提升阶段,是城镇化的下半程。城镇化质量提升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要解决进城农民如何变成现代新市民、融入城市生活方式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而言,更有意义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常住人口增加,更不是城市面积的扩大和开发区、新城的大规模建设,而是尽享城市公共服务的市民的增加。

第一,中国半城镇化的症结:城乡差异、地域断裂的保障制度

目前城乡一体化最大的障碍来自户籍制度捆绑的城市居民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因此,城镇化下半程的真正要义不在于户口变更,而在于待遇一体化以及社会保障伴随人口流动的畅通转移,是以各项社会保障为核心的各项制度的差距的缩小及可流通的过程,同时还要打破城乡二元以及城市二元结构的制度藩篱。

第二,未来可选路径:基本养老保险广覆盖、低标准,地区差异交由商业保险负责

当前养老保障制度的分割,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发展的滞后,从而人为地造成了城乡和地区的差异甚至不公平,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迁移。如果社会保障制度不是覆盖全体国民,且不着力熨平差别社会保障制度,那么城镇化、工业化都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在城镇化进入下半程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便成为政府必须要直面的问题。

基本与非基本之辨: 明确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障的界限

第一,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长期以来,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定位一直摇摆不定,从“补充”到“重要组成”等诸多提法不一。措辞上的多变,实质上反映了政府对基本和非基本领域的划分并不清晰。

新一届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明确提出,要合理划分“基本”与“非基本”的范围。基本社会保障由政府承担,非基本社会保障由市场提供,利用市场机制加快社会领域发展。这将有利于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界限的厘清,从而为商业保险发展腾挪出空间。

第二,“非基本”撬动“基本”改革:大病保险样本

2012年8月底,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等六部委出台《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商业保险机构是大病保险的经办机构,必须采取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大病保险的方式开展,实现了在商业保险提供大病保险上的重大政策突破。

实践中,商业保险机构承保大病和补充医保的一个前提,是要求获得基本医保的管理权,介入基本医保层次的费用管控,从而促进基本医保层次效率的提高和管理的改进,并有效推进基本医保层次尽快实行总额付费、按病种付费改革。

同时,由于商业保险机构具有全国机构网络,使得大病保险能够实现异地报销,这被称为 “具有高度可携带性特征的制度,即健(医)保待遇可以随着参保者的迁徙而全国漫游”。大病医保“全国一盘棋”之后,商保机构的网络化功效将被放大,进而可实质推动城乡医保并轨。

第三,借助商业保险手段提高基本社会管理领域的运作效率

推进 “公私合作”是社会管理领域的一项基本经验,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可以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这一点在保险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商业保险公司不仅可以在基本保障范围以外提供可自由选择的医疗、养老保险,更可以协助政府管理社会保险体系的运行。特别是在医疗领域,政府可以利用商业保险业内专业知识和第三方管理机构经验,来提高整个医疗保险体系的专业化运作水平改变单纯进行事后报销审核的传统做法,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

总体而言,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要致力于解决目前政府定位的问题,既要弥补政府长期以来对非城市居民没有履行基本保障职能而造成的“缺位”,也要逐步降低城市职工个人和企业负担的缴费比例,实现城乡统筹,同时在基本保障领域也可以借助商业保险手段提高效率。在其他社会管理领域,政府也可以通过购买保险服务的方式,实现社会管理手段的创新。

保险资金参与城镇化建设

第一,从国际经验看,寿险资金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契合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

美国二战后城镇化加速的过程,是债券市场大发展的过程,也是保险资金配置多元化的过程。二战后,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支持城镇化的推进,城镇化率由1940年的56 .5%上升至1960年的70%。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资金需求,债券市场由于其融资成本相对较低而受到政府的青睐,政府通过在债券市场上大规模发行国债及市政债券获得了充足的资金。同时,城镇化增强了美国企业的投资需求,从而刺激了企业的融资需求,美国公司债券市场快速增长。美国债券市场的重大发展,为保险资金提供了大量的优质债券供给,特别地,高质量的公司债券给保险业带来了巨大变革。

寿险资金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契合了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的资金需求。寿险资金的期限基本在5年以上,平均资产久期在1 0年左右,适合投资信用评级较高、现金流稳定的长期项目。基础设施类项目一般所需资金量较大、项目营运周期长,基础设施投资中的铁路、桥梁、高速公路、水利等项目无疑在期限上能够实现与保险资金的较好匹配。

第二,新一轮监管改革助力保险资金分享城镇化盛宴

2012年新一轮保险投资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放宽保险公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不动产的各项要求,这在一定意义上顺应了城镇化建设加速过程中对保险资金的需求。

在此之前,保险资金主要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债券来服务城镇化,如铁道债、电网债等等。2007年以来,保险资金就开始逐步进入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及保障房领域。

据测算,仅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和不动产两项,目前保险基金能够为城镇化建设提供的资金约为1.2万亿元。而如果考虑到债券投资,则数字更为可观。加速的城镇化建设能够为保险资金提供更广阔的配置空间,促进保险资产配置的多元化,从而分享新一轮城镇化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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